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真的嗎
吳景欽
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
司法院於2018年一開始，即通過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並會行政院後，送立法院。若能在今年通過立法，並以兩年為緩衝期間，最快在2020年，國民法官即可上路。只是國民法官制度，是否真象徵我國司法民主化，卻也有其問題。
根據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針對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故意犯罪致人於死之罪，必須由三位專職法官與六位由平民選出的國民法官，共同組合議庭為審理。而國民法官不僅與三位法官同列，於審判過程中，更可直接訊問被告、證人、鑑定人或被害人。而於言詞辯論後，進入評議程序，國民法官亦與專職法官同有決定犯罪與否與量刑之權力。若比之於陪審制度，陪審員僅能為有罪與否的判斷，而不能參與量刑，國民法官似乎有較大的權力，似更接近司法民主化之目的。
惟這看似對等的設計，卻隱藏著諸多不對等之處。如就最重要的評議來說，根據草案內容，認定被告有罪，採取三分之二，即至少六票的多數決，且此六票中，至少一票是為專職法官所投，否則，皆須以無罪為終。如此的雙重門檻，雖可使成立有罪的難度提升，致能使案件獲得充分討論，但這也代表，即便六位國民法官的意見一致，也無法推翻一位專職法官的意見。而若與人數相同的日本裁判員制度，其乃採取附條件的過半數決（即半數中至少一名法官），或者人數較多的法國參審制度，其所採單純的三分之二多數決，來為比較，國民法官制度顯然結合兩者的評議方式，卻使平民參與審判，即便有人數優勢之名，卻無其實的質疑。
至於一旦為有罪評議後，國民法官還必須與專職法官，一起來決定刑期。由於刑法規定的法定刑，其範圍可能相當寬廣，如殺人既遂罪，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其徒刑、死刑，故對於這類必然牽動社會敏感神經的案件，關於量刑的評議，必然陷入複雜。而依照草案規定，則採附條件的過半數決。不過因刑的量定，不是有無、而是量的問題，若刑期不一致，就得由最低到最高，逐一累加到過半。惟於多數決裡，還是得有一票是專職法官所投，才符合此等門檻，就使國民法官的人數優勢，因此再被稀釋。這雖是在防止國民法官的爆衝，所為的攔阻機制，卻又形成評決權的不對等。
而這種不對等，還不僅於此，若進一步觀察草案內容，於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的案件裡，檢察官起訴時，不允許將相關卷證併送法院，此在日本稱為起訴狀一本（張）主義，目的當然在防止法官的未審先判。但於未來，此制度若僅適用於國民參審、而不適用於其他案件，就必產生一國兩制之疑義。其次，根據草案內容，國民法官不能參與正式審判前的準備程序，這雖然是防止偏見所必然，但因此階段，仍是由合議庭的受命法官所主持，則其是否可能產生預斷、是否因此擁有先行瞭解案情之優勢，就易與國民法官產生資訊認知的不對等。
至於審判過程中，國民法官形式上雖有與法官相同之權力，但在遇有證據能否提出於法庭或證據調查必要性與否之爭議時，其決定就完全專屬於三位專職法官。雖然，審判長仍可裁准國民法官在場聽取，卻更像是種恩賜，致形成決定權力的不對等，也易有國民法官只能看到經篩選的證據之危險。
事實上，關於國民法官制度，有幾近九成，是沿襲至日本的裁判員制度，是否適合於我國，實有很大的檢討空間。雖然，國民法官在人數上佔有絕對多數，但不管在證據決定、證據調查、法律見解，甚至評議與評決上，國民法官卻處處受到專職法官的箝制，這是在達成司法民主化，抑或僅是花瓶，就待時間的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