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在中國到底有多少人？依照中國普查登記的有16萬人，實際上常住中國的應有30～40萬人；利益與安全不是完全互斥的二選一難題，但是企業需要把安全、風險的觀念，當成是長久經營策略的一個組成，不要為短期利益犧牲長期發展；中國沒有商業利益與安全決策平衡的問題，因為中國沒有人民權利保障觀念，衝突發生時留在大陸的台商與外商勢必會成為人質，台灣有約30萬人、日本也有約10萬人在大陸，這些滯留大陸的人會成為談判籌碼，目前外界對中國的作法幾乎無計可施，情況緊張時台商與日商可能成為人質造成談判的困難；台商害怕中共脅迫因此自我審查極端隱匿，人在屋簷下任人宰割無法逃避；中國的商業滲透無遠弗屆，民族團結法的威脅使台商台人幾乎無可逃避，更不要說中國情報竊取無所不在；我們支持台灣企業在全世界壯大，但是中國的經商環境是非常不友善的，需要特別警覺隨時發生的干預、接管、封殺，中國台商如果可以還是走為上策、離開最好；台商的思維多數較為簡單，就是管好自己的投資獲利供應鏈，但是地緣政治是不得不面對的東亞政治問題。 企業要獲利沒有錯，企業的投資經營重要，我們毋須對台商另眼看待，因為經濟需要創新與國際佈局；台商發展模式是中國經濟的動力，台商至少貢獻中國四分之一的經濟成果，至今台商仍然深深影響兩岸關係，王毅擔任國台辦主任時，曾經全世界到處看台商，台商也歡迎他到處去參訪，所以他十分瞭解台商的全球菁英求生之道；2002年之後政策改變，當初去中國時台商有經濟優勢，可是如果無法升級就會落後，從成本導向到今天已盡失風險優勢；全球化潮流下中台雙方想簽FTA，這是對經濟與台商有利，可是也存在很多問題。賴清德政府定義中國是「敵對勢力」，這樣的經營環境應該思考調整，大陸市場是複雜、複合的場域，大陸內部市場我們就無能為力，因為1、兩岸關係的互信不夠；2、任意的行政裁量，中共決定作為不可預測；3、地緣政治；4、台商的組成複雜；大陸市場的競爭與經營環境就是問題，所以有些中小型台商會轉到東南亞，他們的後代不願回到中國，也不喜歡到東南亞接班，有的自然會回到台灣，更多的是逗留在西方國家，這種台商二代的現象值得關心。 在大陸要永續經營，就必須掌控關鍵零組件的技術與供應，台灣的關鍵零組件政府應該適度管制；平常就要管制，否則面對像COVID-19特殊狀況就會失控；台商要有資訊與技術安全意識，因為許多衛星廠商經由BOT就可數位偷竊，甚至取得軍民兩用的國安關鍵技術，或下一世代如未來10年的重要數據，或更久之後需要的關鍵技術；台灣處在獨特的國際處境，供應鏈在承平時期就要做區分，平時戰時的時機有不同的應處；台商應該建立自有專屬通訊管道，不應忽視安全保密意識的強化以及數據加密安全；例如最近鳳梨釋迦的爭議，雖然不是高科技產業也有這些值得注意的問題；雖然台商興趣缺缺，中國仍然推動海峽論壇吸引台商，電子金融提升、台青的創業、綠能與高新科技合作。 現在政府協助台商離開中國，有一些政策推動不無幫助，對於想去大陸的人也有警示提醒，目前中國扣留的有371名台灣人，其中141人失蹤不明；中共更把台商當成代理人，先前發生的國安案例代理人都是台商，中國台商也已經被利用成為對台宣傳的樣本；現在還滯留在中國的台商主要有兩類，1、外移出逃的過程留下來的，這些人現在據說還有70%想離開；2、居留有意願融入中國的；兩岸資金往來也在近年大幅下降，最近的台灣對大陸年度投資是5億美金，這個數字在10年前是100億；我們對於台商陸配台生已經實施普查，對其親友往來都有基本瞭解；有些台商經營不善可是又無法回來經營，就會被大陸有關單位吸收，被納入中共統戰及安全網絡，大陸會暫時維持台商門面，利用準失敗台商成為代理人型態，這種類型是高風險台商，失敗台商類似某些老兵退伍軍人的作為，只是為了生存邏輯卻成為兩岸安全問題；國民黨政商的網絡則更為複雜，最危險的成為買辦依附對方賣台，可能賣得很深不容易察覺。英國報告將台灣人分成8類，其中抵抗意志最低的竟然是台商，台商經常形成一個網絡，例如家族親友合夥人等一大群人，COVID-19是很重要的轉折點，許多小型台商因為風控被迫回台，無形中改變台商的格局與類別，留在大陸的是與大陸關係密切，或資產無法移動及處理的，這類型台商對中國的態度不同，無法逃脫的台商成為放大器、麥克風，顯示與中國的關係很曖昧。 台商要維持經營的韌性就要風險評估，包括：1、市場是否可以替代，內需與出口市場的生態不同；2、生產基地是否可以移轉，評估值單點生產的風險承受力，3、技術上是不是可以控制，員工供應商技術授權的防火牆，要進行穩健周密的分級管理，4、法律與政治風險是否可以預測，威權體制的政策改變不可預測，台商自己要進行情勢推演，要能以兵棋推演模擬應變；5、企業可以承受的最壞狀況，移轉撤退與保全的能力與準備，例如交通通訊中斷時的撤離路線與方法。政府仍然可以提供協助，政府要提供協助、方案與文件，協助廠商承受最壞情況，不要只有管制沒有協助，要讓政府與台商擁有更多選擇權，企業的國安意識與危機管理不可忽視；企業要積極推動數位轉型、人工智慧轉型，最好的安全就是保有選擇的能力；台商的存在是國家經濟的根本，中國希望台商的數位經濟要去中國，例如中國希望台商台胞廣泛使用微信，在中國認為數據資料就是國家資產，認為數據是重要的軍事經濟資產，顯示經濟與安全是無法脫鉤。我們支持台灣商人在全世界壯大，但是中國是非常不友善的，需要特別警覺，台商如果可以安全離開最好；台商問題成為非常嚴厲的國安問題，還好2025…

台美貿易倡議的勞動專章強調勞權與貿易掛鉤，這同時也是國際趨勢，提醒我們要良好運用、保護移工；生產捷安特自行車聞名全球的巨大集團，去年九月因「強迫勞動」或使用強迫勞動零件疑慮，遭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發布暫扣令…

儘管綠藍陣營與公民團體，對於重啟核能評估的說法都嚴厲批判，我們仍應先肯定賴總統願意面對能源政策的責任。綠能與核能的各自支持論點，未必是完全對立而無法交集，綠能可以解決發電自主的風險（能源安全），而核能可以更有效率地滿足用電成長的需求（供電穩定），兩者的目的性不同，優缺點也互補，台灣社會應該有討論、學習、折衷的空間。 當前綠能政策的盲點在於事實上綠能是一種排他性的永續，讓台灣環境更加破碎，自然環境本為一體，但是目前的綠能政策或淨零方案，卻是藉由霸凌生態、山林、農地與糧食的永續，來追求綠能供電達標；政府為了發展風電，無視風機對周遭環境生物多樣性造成的衝擊和影響；為了廣設光電板，卻對業者違法鑿山伐林、破壞水土視若無睹，看到萬頃良田不種糧、改種電，民眾也無力回天，這種不公不義的排他性永續才是台灣能源政策進步的阻礙；過去十年不惜一切代價實現淨零願景，卻也累積許多綠能相關的貪污、圖利、槍擊事件，負面印象累積的結果，綠能染黑鍍金，變成「黑能」、「金能」，導致賴總統現在必須面對民眾對於台灣綠能政策的反省。 從科學哲學的角度看，核能存廢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世界觀的競爭」，即使核能技術再進步，如果不符合新典範，也會在革命中被汰換，現在的核能典範正試圖吸納綠能典範的核心價值—「淨零排放」。目前的社會共識，大多傾向於修補舊有的核能典範、發展新一代核電，而非徹底轉向綠能的新典範，目前SMR（小型模組化反應爐）成為亮點，認為SMR可以解決安全問題，數據證明它是理性的選擇，但是反對者認為只要有核廢料存在，無論反應爐多小，本質上仍是舊時代的錯誤世界觀，同時也有許多專家不認同SMR，認為SMR的效率與安全並無新意，多數核能支持者也不再強調「便宜」或「強大」，而主張核能是唯一能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