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稱帝」的圖謀與侷限

張人傑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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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突如其來的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稱帝」）， 在當代國際政治投下一個震撼彈，也為中國政治留下一團迷霧；澳洲前總理中國問題專家陸克文(K. Rudd)，3月20日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西方政學界，對習近平人大修憲舉動的錯愕與震撼，顯示西方對中國的隔閡與一廂情願；陸克文冷靜地說出西方對中國的霧裡看花，他沒說的是東亞國家甚至中國內部人士，也對習十九大以來的舉動感到高度意外與不解。針對習的「稱帝」各方解讀不一，正面的說法是「三位一體」的需要，即軍委、總書記與國家主席一致的（無）任期限制，相對的，史學家余英時則認為是來自習恐懼下台失去權力後會被追殺，中共官媒則在一陣靜默之後，避重就輕的說取消任期不等於實施終身制。

 

習敢冒天下之大不諱匆匆佈局取消任期限制， 不但違逆現代政治制度與國際潮流，更全面否定鄧小平深思熟慮後所立下的政治規矩，習為此付出的政治成本與執政風險不可謂不大，因此，習必然有其強烈動機與政治目的，不計毀譽的形成此不得已而為之的政治決定，這個取消任期的重大決策，在中國國內外政治經濟尚稱穩健並可適度掌控的情況下，顯然並沒有急迫性的國際與國內政治動因；因此，要了解「稱帝」的誘因與邏輯，恐怕還需回到習政權的執政理路與權力結構的考量。

 

綜觀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標誌，所代表的習執政理論與方略，一是空前強調在黨以及習核心領導下的權力收攏與支配，包括對國家機關決策權力的取代或架空，一是習的國家與國際觀願景，及共產黨長期執政及改變世界藍圖的願望；只有從中國當前的權力及決策結構的重整或鬥爭過程，以及中共的國家與世界藍圖，才可適切解釋習「稱帝」的動機與理由。從政治局常委結構與人事任命的大幅改革，以及「小組決策」的架空國務院與政務系統，習的舉動不但全面收編與重整黨的權力，同時 打破政務體系資源龐大的條條塊塊，確立習核心意志得以如臂使指並避免資源旁落，習享有打破黨政介面與權力差序定於一尊的絕對權力，並承擔資訊與權力集中、決策狹隘極端與權力傳承斷層的組織風險，習當政下中國將面臨專制獨裁與組織解組的陷阱。

 

所謂的「新時代」並非意指歷史斷代或時間序列，現實上在於政治性的區隔江、胡積弱不振的執政並形成反差，精神上則在鋪陳托洛斯基式持續開創不斷改革的策略，其公開訴求在以共產黨的長期執政確保中國的長期發展，所謂2020、兩個百年、四個30年等目標，都在以政治週期襯托其執政正當性與存在感，潛在目的則在認證習核心乃至習個人開創新局的突出地位，以「民族偉大復興」以及「中國夢」為標籤的宏大劇本，建構個人萬世一系垂範久遠的神聖歷史使命與地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實上並無確切意涵，因為其寓意與闡釋都是高度流動性的，社會主義的粗淺意義是分配與公平，其意識形態功能則在標舉各說各話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共的思想與理論光譜之中，意識形態是一種理論、宣傳、策略，同時也是一種鬥爭工具，因而當政者便宜行事對馬克思主義各取所需也是極其自然的事；「中國特色」在「稱帝」運動的渲染下顯得獨樹一幟與眾不同，即使在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民主與政治協商體制下，選舉與任期制也是極為審慎與制度化的，習打破並改變行之有年的遊戲規則與權力秩序，為個人方便與需要而毀棄穩固的制度與組織，則不啻以政權與民族集體前途繫於個人身家之安危，我們不禁質疑：中國之大不足以海納百川嗎？中國之眾只能倚仗維繫於一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