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土與人民生活安全之間的原住民保留地
張人傑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研究小組總召集人
在寧靜而偏遠的玉山腳下，近日發生一場規模不小的遊行抗爭，數百位農民聚集信義鄉公所，抗議要求拆除地上建物否則收回承租土地的通知；農民承租原住民保留地開墾及居住，是一個不顯眼的、邊陲的社會經濟現象與痼疾，是台灣社會政治潛藏的一個不定時炸彈，在土地資本化壓力、政策偏差扭曲與行政怠惰失能的背後，隱藏著巨大的族群衝突、人權保障與國土安全隱憂。
信義鄉的這場社會抗爭，不意外的又是由（南投縣）山地鄉平地住民權益促進會發動的，平權會—全台山地鄉平地居民權益促進會，可說是建立在族群界線上的一個政治經濟團體，其成立的直接動因來自對80年代原運—特別是還我土地運動的回應；1980年代末三波來勢洶洶的還我土地街頭抗爭，引起社會巨大震撼以及政府的重視，同時也引起廣泛分佈在原鄉務農經商漢人（平地人民）的恐慌，平權會就在危機感的驅動下迅速成立並拓展組織與遊說。
漢人商業活動規模龐大的仁愛鄉，漢人農業人口眾多的信義鄉與和平鄉，自然成為平權會的活動重鎮與組織基盤，鄰近都會的復興鄉以及農業經濟活躍的大同鄉，以及其他山地鄉，也都有平權會的活動足跡並強力的影響地方政治；平權會的本質是原鄉的漢人自利或自保的組織，主要訴求是漢人保留地所有權的取得（或曰山坡地放領）及保留地自由買賣，其次是漢人得以參加山地鄉選舉。原住民保留地成為原漢關係與族群問題的焦點。
原住民保留地在21世紀之前稱為山地保留地，是沿襲日治時期的原住民保護措施，原有劃設及編定約24萬餘公頃，主要依據1950年代中期台灣省民政廳第四科，所進行的山地保留地清查結果登錄，在1980年代政府為回應還我土地運動，又陸續增編約兩萬公頃；許多保留地毗鄰國有林班地、原野地或河流，或陡坡及環境敏感地帶而不適合開發利用，1980年代初期大甲溪上游取締山坡地超限利用，砍伐高冷水果造成激烈衝突的重大社會事件，以及921地震大甲溪流域嚴重土石崩塌、山河變色，引起災後是否復建的激烈爭議，凡此不難看出原住民保留地與國土安全之間的敏感關係。
原住民與原鄉的社會經濟弱勢可說毋庸置疑，然而，那些居住在原鄉的漢人處境又如何呢？日治時期的山地管制是極為嚴格的，大概只有少數腦丁、隘勇和林班工人可以進入山地，這些人有少數得以居留並落戶在淺山的地區（如三星鄉「魚池鄉」竹東鎮），戰後則逐步鬆綁山地以及保留地管制，除了政府本身的眾多林場、農場的開發之外，還優待公教人員居留並安置大量榮民，1960年代以後更放寬平地人上山取得及開發保留地，漢人的大量湧入與巧取豪奪不只惡化族群關係，也加速山地保留地的移轉與流失，原民的生存危機催生出1980年代的原運及還我土地運動，平權會也在原運的刺激下應運而生。當年政府的特權袒護與便宜行事，為今日的保留地問題種下禍根。
1980年代商業資本的飯店與休閒遊樂事業延伸至原鄉，造成部分原鄉土地資本化現象。之前在原鄉的漢人多是經營小型商業與農業，大型開發與商品化農業多是政府特權所致，所以，原鄉的漢人一般以小農經濟為普遍類型，公部門特意庇護的事業人員及移民村為特例；長期甚至世代在原鄉居住經營的漢人，當初因政策鼓勵使其產業與家當都在上山，如今因原住民權利及環保意識抬頭的政策移轉，可能因為營建署或原民會的「依法行政」一個政策，一夕之間面臨破滅、無以維生的慘劇，其間涉及人權與人民權益問題不可不慎。
平權會的動作與訴求並不是大社會理解及關心的對象，卻是偏鄉原住民區域的重大紛爭與衝突的呈現，凸顯出保留地問題與國土保育政策的一些癥結，是山地包括榮民、移民、閩客在內的原漢問題與族群摩擦的導火線，保留地開發也是水土保持與環境治理的一大隱憂，原鄉居民的住居與財產相關的人權問題也不容小覤。原住民保留地—包括原鄉的原民與漢人的土地，是政府必須全面、深入面對與檢討的政策議題，否則犧牲的不只是社會邊陲的一部分人民，更將增加全體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風險與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