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當前社會，房屋早已成為商品，房地產業者皆以「物件」稱之，房屋不只是生活必需品，更重要是「生財」與「累積財富」之工具，囤房、待價而沽，攫取增值利益是致富之主要手段之一。台灣囤屋炒作之誘因，主要來自於其持有與交易成本太低，與先進國家相比，台灣之房屋持有與交易成本可謂微不足道，所以成為囤屋炒房天堂；囤屋炒房將會導致房價高漲，讓中下所得家庭、弱勢者、以及年輕人等買不起房子，以及隱藏著房市泡沫破碎、社會經濟不穩定之危機；如何縮短房地產財富差距，改革現行房地價稅與囤屋稅之稅制，大幅提高持有房地產之成本，降低囤積與炒作房地之誘因，穩定房價；採用租稅重分配手段，將房地價稅與囤屋稅收用來從事社會福利與公益設施之建設，以及興建社會住宅與租金補貼之用。《當代正義論之「最大化最小值原則」（maximin…

台灣的中央地方關係屬單一制國家，單一制國家大多是強幹弱枝的中央集權，中央很大很強，但地方很弱；地方如果可以很強的話，就更可以帶動整個國家；現在地方政府沒有治理只有服務，而且是沒有止境地愈做愈多的服務，距離治理的目標與理想愈來愈遙遠；中央與地方關係可以分為「垂直關係」與「水平關係」，地方治理也有地方內部與地方之間的關係。 單一制國家政策與執行的劃分不易，引進增加各種原則並無助益，權限不清引出財政失衡問題，造成市場失能的效應，政黨因素影響財政劃分造成經費分配的偏差；財政垂直失衡使中央財政肥胖，但地方瘦弱，有些地方政府以賣地還債或作為財務收入；地方經濟功能的強化最重要，鄉鎮是推展社會經濟，城市是發展市場經濟，地方應是內生型有地方特色的地方創生，沒有財政能力資源就不容易實現這些功能。 地方治理常見的問題大致有：直轄市地方自治功能比地方多了4項以致產生隔離效果，府會關係的協商機制不夠健全，地方機關資源不足沒有專人及專預算，地方政府無法留才造成執行能力不足，跨域治理的參與缺少配套也沒有正式參與機制，市區內都心區與周邊的落差很大，土地資源的重大利益淹沒了其他的地方議題，城鄉差距特別是緊急醫療的差距大，小城鎮的弱化連帶認同感歸屬感將消失，地方人口不斷流失與人口老化嚴重，中央與地方認定不一致衍生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法令限制極多致創意與新政策無法推動，官派地方首長功能不彰也不利地方特色，縣市長計畫不受重視無法落實，地方治理沒有遠見，連選舉也沒有提出計畫和政策，「你做的、我就不做」以及「換人就停擺」的執政斷層等。 目前六個直轄市（六都）與非六都縣市的地方行政區劃格局，肇始於前總統陳水扁，完成於前總統馬英九任內。地方治理的變革可見諸於歷來台灣地方地理空間橫向改造，李登輝認為台灣應調整為「七大區域」，各區按本身資源與特色永續發展規劃；陳水扁2000年參選總統時提出中部地區要有「三個第三」的政見，包括第三個國際機場、第三個科學園區、第三個院轄市，並在2007年5月修正公佈《地方制度法》第四條，即俗稱「準直轄市」條款；2008年謝長廷主張將台灣國土重劃改造成六個大區，依各區域特性和特色進行適合各地區的開發發展計畫，促使國家競爭力大幅躍升；2009年6月29日馬政府公佈台北縣、桃園縣、台中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的合併、改制、升級，構想「三大生活圈、七大區域」概念，各區設「區域發展委員會」由直轄市推動該區域進步。 理想的中央與地方府際關係的策進可有：1、健全地方經濟治理角色，以地方經濟自治為基礎，在強化區域發展內在動力的同時，積極對外拓展區域發展新空間，以源自地方力量的內生型發展作為基本動力，同時搭配「區域行銷」(regional…

在我國刑法，未滿18歲，不能判死刑、無期徒刑；對少年犯的保障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之2：詢問或訊問少年時，應先告知下列事項：一、所涉之觸犯刑罰法律事實及法條或有第3條第1項第2款各目事由；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輔佐人；如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四、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少年表示已選任輔佐人時，於被選任之人到場前，應即停止詢問或訊問。但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請求或同意續行詢問或訊問者，不在此限。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之1：詢問或訊問少年時，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現在保護少年之人或其他適當之人陪同在場；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有急迫情況者，不在此限。依法應於24小時內護送少年至少年法院之事件，等候前項陪同之人到場之時間不予計入，並應釋明其事由，但等候時間合計不得逾四小時；少年因精神或其他心智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衛生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少年不通曉詢問或訊問之人所使用之語言者，應由通譯傳譯之；其為聽覺、語言或多重障礙者，除由通譯傳譯外，並得以文字、手語或其他適當方式詢問或訊問，亦得許其以上開方式表達。 針對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可見於最高法院…